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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 魅力仁寿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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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星火燎原迎黎明

 

1921年7月1日,在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1926年爱国青年夏育群(又名夏仲寅)从法国留学回乡,在仁寿大化举办的两期团练所长会上,宣传马列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先进思想开始在仁寿传播。

1928年,中共成都党组织派党员王云成到仁寿佛洞乡黑木林,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温化南、邓渊儒、傅卓夫等人奉命先后回到嘉禾庄一带开展活动。1930年,在嘉禾建立中共党支部,在农民中广泛宣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号召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启发民智,吸收了一批农民骨干入党。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仁寿地区的党员发展到34人。

1933年冬至1934年春,由于叛徒出卖,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特区委员郭祝三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斗争,曾作诗云:“一出门兮望故乡,故乡险恶多豺狼,磨牙吮血最猖狂”“呼朋友,联乡党,仗长剑,执刀枪,驱逐狐狸与豺狼”。1934年8月,省委派赵立群来特区恢复党组织,把坚持斗争的16名党员组织起来,保存革命力量,团结群众,相机支援红四方面军的斗争。1938年春,中共四川工委(川康特委)利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有利形势,派彭红岩、杜孝初、刘则先等六名党员到苏码头以教书为掩护,建立中共仁华特别支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仁寿地区共产党员发展到78人,建立城区、文公乡、煎茶乡等九个党支部。1941年春,川康特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派陈囿愚来仁寿元通乡,在仁华彭特区的基础上,组建中共仁寿县委,有党员51人,分设县城、大化、府君、文宫、元通和青冈的等11个支部。

 948年7月,成都市委职工区委派党员王度之回清水老家以治病修养为掩护,在清水地区开展革命活动,1949年1月,市委又派方筑、李诗稚到清水区建立党组织,王度之任负责人,同时领导农民开展“二五”减租斗争。

1949年8月,中共四川省临工委指派夏逊与肖光宇联系,到仁寿开展活动,10月,省临工委派夏逊到仁寿,组建一、二、四区(陵阳,文公、汪洋)党组织,指定萧负责全面工作,兼顾四区。为仁寿的解放努力奋斗。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依仗其军事力量的暂时优势,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到1947年6月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敌我力量对比首次发生变化,解放军开始由防御转为反攻。仁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各种形式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元月4日,国民党军队的一连长毒打抓来的壮丁,一人被乱棒打死,群众极为愤慨,陵阳镇500多人手持铁钎、木棒涌向军队驻地,打伤该连长和门警,迫使政府为死者设灵追悼。5月,师范校师生口粮长期被扣,师生罢课请愿,迫使县长出面调解,同年10月,党员马肃廷,向农民宣传《土地法大纲》,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先后在富加、五皇、始建等乡建立农会,后扩大到14个乡,农会会员达数千人。 

  到1949年到1948年间,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渡过长江,席卷全国。中共仁寿地下党组织,为配合解放战争,迎接黎明的到来,积极领导仁寿人民开展斗争。如1949年清水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二五”减租斗争,10月在观音堂、碧云寺、小南桥建立三支有200余人、60余支枪的农会武装,在马鞍山一带开展活动。1949年12月初,国民党胡宗南部溃退至仁寿县城,扬言死守仁寿,在飞泉山、翳嘶山昼夜赶筑防御工事。后闻大军将至,星夜窜逃彭山。12月中旬,解放军挥师成都,解放沿途各县。三野第二兵团的中路12军34、35、36师于16日拂晓从资中球溪河、茶店子进入仁寿县境内,其中,35、36师一部16日经富加、县城、高店向彭山、新津前进,35师一部经禄加、始建、钟祥、曹家,在彭山江口镇与大部队会合。原县长李承魁,自卫委员会副主任黄伯光等得知解放军入境,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规劝,通知全县自卫队刀枪入库,队员待命。12月16日上午9时许,解放军35师、36师抵达仁寿城郊,李承魁和黄伯光到金马桥设欢迎站,迎接解放军入城。人民解放军从东道北,张贴布告,宣布仁寿解放,从此,仁寿人民获得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一曲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第四章  群星璀璨映长空  济济人才为脊梁

 

仁寿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在他们中间,有先忧后乐、为国为民的政治家,有叱咤疆场、运筹帷幄的军事家,也有蜚声中外的地质学家、医学家,有开宗立派的画家和爱国金融实业家,还有文采风流的俊彦,英勇无畏、甘洒热血、重振山河的革命志士,他们是仁寿人的骄傲,也是民族的脊梁。

 

第一节为政清廉垂后世

 

五代时期的孙光宪、北宋末年的何栗、南宋时期的虞允文、清代的毛澂等,都是生于仁寿,在历史上政声显赫、他们或为促成国家统一,抗颜上书,或为抵御外辱,戎马倥偬,或为政清廉、两袖清风,或为民请命,鞠躬尽瘁。他们功载史册,名垂千秋。

孙光宪(901-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出生在陵州贵平(今属四川省仁寿县东北的向家乡贵坪村)。孙光宪“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手自钞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著有《北梦琐言》、《荆台集》、《橘斋集》等,仅《北梦琐言》传世。

孙光宪祖上数代都是农民,少年时勤奋苦读。后来,孙光宪翻越二峨山,负笈远行,开始了为期10多年的游历和求学生活,在资州、成都等地,以文会友,结识了一些当时蜀中较为有名的文人前辈。特别在与当时在前蜀国朝廷中担任官职的牛希济、毛文锡等人交往过程中,孙光宪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在词上崭露头角。他所做的一首《浣溪沙》记录了自己早年蜀中生活的一些真实:“十五年来锦岸游,来曾何处不风流,好花长与万金酬。满眼利名浑幸运,一生狂荡恐难休,且陪烟花醉红楼。”这样的生活,孙光宪在成都大约过了15年。后来,孙光宪离开蜀都,翻越秦岭,抵达秦陇,详尽领略西北秦陇风土人情之后,孙光宪放下了文人斯文与清高,在凤城东谷一带与当地的山人道士以及土匪强绅互相往来,为他后来的著述积累了丰富素材,也开阔了胸襟。 

孙光宪唐时为陵州判官,有良好的声誉。后唐时(约926年左右),避难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梁震推荐他到南平国武信王(即高季兴,858—928,五代时荆南国的建立者)处任书记。武信王大造战舰,准备与楚国开战。孙光宪谏道:“荆南遭遇战乱割据之后,国王实行休养生息,国民才有了安宁的生活。如果又与楚国断交,一旦别的国家乘机而来,是很值得忧虑的。”武信王才终止了这个念头。

文献王(高从诲)接替王位,遇到梁震请求退休,因而都把政事委托给孙光宪。文献王一直羡慕楚王豪华奢靡,对官员说:“如果像马王(应该是指五代时楚王马殷的之子),可称大丈夫了。”孙光宪说:“天子与诸侯,按礼制应有等级差别。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只知道骄奢淫逸,僭越礼制,只求一时的快乐,不知何时危亡,又哪里值得羡慕呢?”文献王忽然醒悟了,说:“孙公的话是对的。”孙光宪在南平国侍奉了三位国王,都处在幕府中,分别任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等官职,国王赠紫金鱼袋。

高继冲当国王时,宋太祖派慕容延钊等平定湖南,借道从荆州过,约定士兵从城外经过。大将李景威劝高继冲严密防备。孙光宪呵叱他说:“你是峡江的一平民罢了,怎么知道成与败!中国从周世宗以来,已有统一天下的志愿。何况宋太祖秉承天命,真主出现了!王师不是轻易能抵挡的。”因而叫高继冲去了解情况,封府库以待,将三州之地都献给宋朝廷。宋太祖嘉奖孙光宪统一的功勋,授任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刺史,赏赐礼品,增加待遇。孙光宪在黄州也治理有方。开宝元年(公元968),孙光宪被推荐为学士,还没有等到征召就病逝了。

何栗(1089—1127),字文缜,仙井监瑞云山人,(今仁寿县青岗乡瑞云村),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他与兄弟二人同来东京(开封)应试,皆中,栗名列进士第一,时年27岁。宋人吕荣义在《上庠录》中说:“政和丙申殿试,何栗为状元,潘良贵次之,皆年少有风貌……”

何栗大魁天下后,颇得徽宗青睐。首授秘书省校书郎,次年即提举京畿学事,奉旨升为主客员外郎,起居舍人,后再迁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何栗在担任御史中丞期间,恪尽职守,不畏权贵。最大的作为是弹劾王黼。是时王黼代蔡京执政,对上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对下巧取豪夺、骄奢淫逸,民愤极大,被人目为“六贼”之一。何栗上疏列举王黼15条罪状,连奏七章,终将王黼及其同党胡松年、胡益等人扳倒、罢官。而何栗却因此得罪了朝中某些权贵,再度外放,以徽猷阁待制知山东泰州。何栗虽因此而外放,但官声益盛。特别是给太子赵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以后调回京城,位列三公作了铺垫。

何栗使金,力主“不割地,建四道总管以统兵勤王”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12月金兵南下,意欲攻取京城。徽宗赵佶惊慌失措,急忙禅位于太子赵桓。赵桓即位后,改元靖康,是为钦宗。他下诏召回何栗,仍任御史中丞。次月加升为翰林学士,进尚书右丞兼中书侍郎。复奉宣诏以待参知政事,位居中枢要职。但遗憾的是这时金人正分兵两路来犯,赵宋王朝风雨飘摇,大厦之将倾也,终难展身手,挽回颓势。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钦宗急召宗泽进京,命其赴金营议和。但宗泽主战,屡言此去宁愿一死,决不使国家遭受损失。何栗同宗泽一样是主战派,回朝后,竭力主张不能把三镇割让给金人,说道:“金人狡诈,不割要来,割让也要来。”并请建四道总管以统兵勤王(道:旧时行政区划名称,类似州、府或者今日专区)。但钦宗优柔寡断,最终没有听从何栗的建议,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11月17日改授何栗以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尹。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11月金兵再围东京,开封危在旦夕,钦宗无奈,乃罢主和派唐恪相,重新起用何栗,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执行中书令职务,即为宰相。当金兵围城之际,开封城内尚有7万人马,何栗力主坚守待援。怎奈钦宗却偏信巫术,不用何栗所言。而他相信的那班弄神装鬼的天兵天将又太不给他争气,待金人攻城时却不战而溃,开封城遂破,金人拘徽、钦二帝于金营之中,勒索金银财宝。是时,代何栗主持开封府务的徐秉哲,应金人要求,亦极力搜刮供应。总共得金21万两,银714万两,锦缎100万匹,掏空了京城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甚至僧道、娼优人等的所有财产。最后金人翻脸不认人,还是下令废了徽、钦二帝,另立张邦昌为帝,国号曰楚。然后于次年(公元1127年)四月初一班师北撤,并掳徽、钦二帝及后妃,皇子、皇女、宗室、贵戚以及官吏,内侍、宫女,技艺工匠等3000余人,一并北去,何栗也在其中。作为北宋最后一任宰相,面对国破君虏、生灵涂炭的局面,何栗自觉回天无力,悲愤至极,乃绝食而死,年仅39岁。后传有何栗身陷北庭时所作的一首诗:“念念通前劫,依依返归魂。人生会有死,遗恨满乾坤。”表现了他一腔热血、心向祖国及对山河破碎的痛惜之情。在被俘北去的3000余人中,能以身殉国者,除吏部侍郎兼开封府尹李若水痛斥敌酋,被裂颈断舌而死外,也就只有何栗一个人了。

虞允文(1110—1174),南宋隆州仁寿(今仁寿县藕塘乡)人,绍兴进士。宋亡后为避战乱,迁居崇仁二都(今江西省崇仁县石庄乡)。南宋大臣,抗金名将。虞允文身材雄伟,身高近两米,史称其“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动有则度,人望而知为任重之器”。虞允文自幼勤奋好学,《宋史》称其“六岁诵九经,七岁能属文”,读书于“瑞竹园”(今仁寿县城东面)。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开始到朝廷任职。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历吏部员外郎、兼右司员外郎。

绍兴三十年(1160),以守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借工部尚书衔任贺金正旦使,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有二十年没有发生战争。宋高宗和一批投降派大臣对于这个偏安的局面十分满意,在临安修筑起豪华的宫殿府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把收复失地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这段时间里,金朝统治集团发生内讧,贵族完颜亮杀死了金熙宗,自立为帝,历史上称为海陵王。完颜亮把金朝的京都从上京迁到燕京,一心想发动战争,消灭南宋。。完颜亮也算是一代雄主,对汉文化很精通,曾经写诗一首:“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道尽南下之志。

公元1161年九月,完颜亮做好一切准备,发动全国六十万兵力,组成三十二个军,全部出动,进攻南宋。完颜亮的大军逼近淮河北岸,防守江北的主帅刘锜(音qí)正在生病,派副帅王权到淮西寿春防守。王权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听到金兵南下,吓得丧魂落魄,根本没想抵抗。完颜亮渡过淮河,王权还没见到金兵的人影儿,早已闻风逃奔,一直逃过长江,到采石才停下来。宋高宗听到王权兵败,才害怕起来。他把王权撤了职,另派李显忠代替王权的职务,并且派宰相叶义问亲自去视察江淮守军。叶义问也是个胆小鬼,不敢亲自上前线,另派一个中书舍人(文官名)虞允文,慰劳采石矶的宋军将士。虞允文到了采石矶,王权已经走了,接替他职务的李显忠却还没到。对岸的金兵正在准备渡江。宋军没有主将,人心惶惶,秩序混乱。

虞允文看到队伍这样涣散,十分吃惊,觉得等李显忠来已经来不及了,就立刻召集宋军将士,告诉他们说:“我是奉朝廷的命令到这里来劳军的。你们只要为国家立功,我一定报告朝廷,论功行赏。”大伙儿见虞允文出来作主,也打起精神来了。虞允文是个书生,从来没有指挥过战争。但是爱国的责任心使他鼓起勇气。他立刻命令步兵、骑兵都整好队伍,排好阵势,又把江面的宋军船只分为五队,一队在江中,两队停泊在东西两侧岸边,另外两队隐蔽在港汊里作后备队。

宋军布置刚刚结束,金兵已经开始渡江。完颜亮亲自挥动着小红旗指挥。几百艘金军大船迎着江风,满载着金兵向南岸驶来。没有多少时间,金兵已经陆续登岸。虞允文命令步兵出击。兵士们士气高涨,拼命冲杀。金兵进军以来,从没有遭到过抵抗,一下子碰到这样强大的敌手,就都垮下来了。

江面上的宋军战船,也向金军的大船冲去。宋军的战船虽小,但是很坚实,就像尖利的钢刀一样,插进金军的船队,把敌船拦腰截断。敌船纷纷被撞沉。敌军一半落在水里淹死,一半还在顽抗。

虞允文料想完颜亮不会甘心失败。当天夜里,就把战船分为两队,一队开到上游,一队留在渡口。到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完颜亮果然又派金军渡江,虞允文指挥两队战船夹击。金兵尝过虞允文的厉害,没心思反抗。三百只大船被困在江心和渡口,宋军放起一把火,把敌船全烧了。

这时候,金兵打了几次败仗,都害怕作战。有些将士暗地里商量逃走,完颜亮发现后,下了命令:兵士逃亡的杀死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并且宣布第二天全军渡江,畏缩不前的处死。金军将士对完颜亮的残酷统治再也忍受不住,还没等完颜亮发出渡江命令,当天夜里拥进完颜亮的大营,把他杀死。完颜亮一死,金兵就撤退了。

“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次年,虞允文任川陕宣谕使,与吴璘共谋进取,收复陕西州郡数处。乾道三年(1167),召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四川名将吴璘死,虞允文接替他出任四川宣抚使兼知枢密院事,积极整顿正规军和民兵,减缩军费开支。五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八年秋,再度赴四川综理军政事务,后因病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辞世,享年65岁。其墓在四川仁寿县于丞乡。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诏赠虞允文太傅,谥“忠肃”。而宋孝宗在虞允文死去后便失去了收复中原的斗心,从此不再打算收复中原。但虞允文的报国事迹仍广为人传颂,名留青史。毛泽东亦曾在《续通鉴纪事本末》批道“伟哉虞公,千古一人”。

毛澂(1843-1906),字叔云,号瀚丰,清道光三十三年(1843)生于仁寿镇子场(今仁寿县始建镇),幼即聪慧好学。到成年后,专攻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对于学术源流、政治兴废无不研习。他写文章没有不切合时宜的,且义理精当。光绪三年(1876)以县学生考取优贡第一,四川督学张之洞很赏识他。当时,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四方俊秀之士趋聚一堂,都以经史词章互争高下,毛澂独兼众长,同辈尊之为兄长。光绪六年(1880)会经试,毛澂中进士,殿试三甲、朝考第一等,授翰林院庶吉士,以知县待选。

自光绪十年起,毛澂先后历任山东数十县知县,皆勤政爱民、政绩卓越。在荷泽时,县西北的贾庄一带,黄河堤坎随时崩溃,毛澂亲自察看规划,先疏通河身,再厚筑堤基,水患遂得排除。又一年,夏遭霪雨,禾稼欠收,毛澂上书免去十余村捐税。去职时,士民挽留不让去。光绪十七年(1891)任历城知县,夏季洪水,境内泺口水涨,深夜得报警,毛澂亲临指挥抢险,才得转危为安。在泰安时,崔庄、三娘庙两渡口原用瓦罈并排浮水为渡,暴水涨时多有覆沉之患,毛澂捐出自己的工资造船三十余艘供渡用。光绪二十一年调任益都,境内尧沟以南20里地势低洼,随时都有淹没之患。毛澂考察水源后,派民工以工代赈加以疏导,并于支渠中间分段筑堰,汛期便排洪,冬春可蓄水。就这样,变数百年毁弃荒地为良田30万亩。在邱县,逢连年干旱,毛澂上报动用仓库粮拨款赈恤、平价售粮,使民得以安居。五月,蝗虫四起,毛澂亲率军民分区捕埋,并设价收买蝗孽,当年非但未成灾,反而获得丰收。

毛澂知定县时,为书院添置图书,对学生补以津贴。在会县整饰书院,购书六七百种,并随时与诸生讲授。回任益都时,邑中有云门、海岱两书院,皆习科举,毛澂亲临指导,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更为置购中外科学书籍,由是益都英秀之士兼通西学,开启了学科学的新风。光绪二十八年赴任泰安知县,毛澂于城西上河桥天书观旧址创建高等学堂,选拔其中优秀生分班授业,亲登讲坛勉励诸生要成为通才。又于城关设“学养小学”。两校均设外语。改旧时仰德书院为师范学堂,培养师资。在城关分设平民半日学堂和工艺养局,先后举办各类学校,规模宏大。

毛澂在荷泽时,县境盗匪横行,于是自捐薪俸招募马、步队两百余人,先捕治悍首,胁从者逃散。光绪二十三年,毛澂奉调单县,数月内亲审盗案数百起,其毗连的直隶、江苏、河南等省向称匪窝,匪首人物上百,此剿则彼窜,稍松又来。澂复募马队100名、步队300名,亲自训练,购置枪支,将县境划区联编,相互策应,一庄报警,九庄协捕,各队亦自巡查搜缉,先后获悍首数十名。光绪三十年(1904)调诸城,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境中西人往来不绝,彼等仗势扰民,滋生事端。毛澂亲自巡视各地,设置报警,严加防范。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泰安恰好是数省交通要道,军旅过境频繁,百姓差役负担特重,毛澂即组织民众共纾国难。他爱惜民力,实行官捐办法,凡取物于民则由政府付款。因此,毛澂所辖境内社会秩序良好,百姓也得安宁。满清末叶,政治腐败,对外丧权辱国,毛澂对此不胜愤慨,作有《感兴》诗多首,诗中有句云:“一卷北盟猩印在,伤心江上丽华船”(中英条约是在丽华船上订的)。“飞章北渡求援夜,长跪东华请命时,容得包胥连夜哭,当年岂不畏吴知”。

毛澂历任知县二十余年,勤政爱民,不治家产,死后囊空如洗。在任时,公务之暇则博览群书,著有《群经通释》、《三礼博义》、《秦蜀山川纪要》、《齐鲁地名今释》、《辽、宋、金元中外形势合论》及《治河心要》等,除《稚澥诗集》尚存外,余均散失。

 

第二节 文采风流多俊彦

 

张道陵初名陵后名道陵,字辅汉,后汉沛国丰县人。(一说是张良八世孙)。本来是太学书生,生性好学,博采五经,精研黄老之道,七岁时即能通道德经及河洛图讳之书,皆极其奥。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曾任江州(今重庆)令,不久即弃官。先后于北邙山(今河南洛阳东)、云锦山(今江西龙虎山)等地修炼。汉顺帝(公元125-144在位)时,入鹤鸣山(也作鹄鸣山,今四川大邑境内),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创立了正一盟威天师道,作道书二十四篇,立二十四治,每治由祭酒分领,俗称五斗米道,为道教的正式形成之始,故称张道陵为祖天师。

东汉顺帝时期,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从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到蜀郡(今四川)游历,寓居武阳县东部,占犍为分野,见阳山气象,指谓弟子,此山直下有咸泉,于是开凿盐井,张道陵带领人们齐心协力挖掘岩石,形成一个纵广三十丈、深八十余丈的巨型盐井,以大牛皮囊收集卤水,垒砌锅灶煎煮卤水,终于熬成了晶莹雪白的食盐。张道陵采用官民合作的方式,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有利促进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盐业的发展。后人为了纪念张道陵尊称此井为陵井,是为仁寿盐业之始,直到公元1962仁寿盐井停止开采。在这近2000年的仁寿盐业开采史中,因盐而邑,因邑而城,盐业的兴衰一直伴随着古陵州,列前蜀时设官管理,每年炼盐40万公斤。

欧阳炯(公元896~971年),五代词人,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前蜀后主王衍时担任中书舍人。前蜀亡,归后唐,为秦州从事。孟知祥镇成都,欧阳炯返蜀。后蜀时官至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史。950年,迁礼部侍郎,领陵州(今四川省仁寿县)刺史。961年,欧阳迥成为宰相。965年,宋太祖灭后蜀,欧阳迥归宋朝,为右散骑常侍,不久充翰林学士,转左散骑常侍。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北宋灭南汉,他因祭南海之事,得罪了太祖的弟弟赵光义,死在西京任上,年七十六歲,赠工部尚书。  

欧阳炯写了不少描写南国风情的作品,和李珣一起,为拓展花间词的题材范围做出了明显的成绩。如有写南粤的风光和民俗的《南乡子》八首(见于《花间集》)、《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词,写六朝故都金陵的景色和历史)和《渔父》等,内容与格调远出于艳词之上。

欧阳炯还曾为《花间集》作序,述花间词的宗旨、渊源,反映了当时这派词人的创作态度与艺术趣味。

文同(1018~1079年),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等。北宋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属四川绵阳市盐亭县)人。著名画家、诗人。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进士,迁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历官邛州、大邑、陵州、洋州(今陕西洋县)等知州或知县。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文同在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病逝,享年61岁。他与苏轼是表兄弟,以学名世,擅诗文书画,深为文彦博、司马光等人赞许,尤受其从表弟苏轼敬重。

宋神宗熙宁年间,文同以太常博士知陵州,为惜土地,将州府移至山间,时人鄙之。他常问民间疾苦,得知城中有不务正业之徒,常夜出欺凌百姓,百姓以此为苦。文同对扰民者绳之以法,百姓始得安宁。贵平一男子,借鬼道以惑人,远近都争相投入货财以求免祸。文同知道后,派衙役抓捕此人,判流放罪,谣言遂绝。宰相文彦博赞之曰:“襟怀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染。”

文同曾校《新唐书》。他的表弟苏轼曾称赞他为诗、词、画、草书四绝,曾深入竹乡观察体会,下笔迅速,以墨色深浅描绘竹子远近、向背。文同以善画竹著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文同对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故其画竹法度谨严,同时作为文臣,其作品又有着区别于职业画家的新意。他因为对竹子观察细致,画时振笔直挥,可同时握两枝不同深浅的墨笔,同时画两枝竹。成语“胸有成竹”正是从他画竹而来。

今仁寿县黑龙滩石壁有一铺所谓的隐形碑,灰白色的石面光滑无迹,泼水后却呈现出一枝墨竹,当地人相传是文同作品。

韩驹(1080~1135)北宋末南宋初江西诗派诗人,诗论家。字子苍,号牟阳,学者称他陵阳先生。陵阳仙井(治今四川仁寿)人。

韩驹自幼好读诗书,博及古今。他把读书当作一种乐趣,曾在一首诗中说:“欲乐诳凡夫,须臾皆变坏。唯书有真乐,意味久犹在”。后游许州(山东新县),当时苏辙谪许州,韩跟随他学习,苏辙很赞赏他的才华,评他的诗,认为“神似储光羲”,曾为之作《题韩驹秀才诗卷》绝句云:“唐朝文士例能诗,李杜高深得到稀。我读君诗笑吾已,恍然重见储光羲”。北宋政和初年,韩驹离家去汴梁(今开封),囊空力困,乃投靠其父好友内侍贾祥。韩驹鉴于旧撰乐章,辞多矛盾、抵触,就一一为之改正。皇上下有诏和三馆学士分别撰写“朝观”、“明堂”、“圜玹”、“芳泽”等乐曲五十余章,大多出于韩驹的手笔。宣和五年(1123),韩驹被授予秘书少监的官职。六年,升迁为中书舍人兼修国史,不久辞职。韩驹制词简重,为当时所推崇。不久又因“苏党”之嫌牵连,高宗南渡后,才被赦免,外任江州(今江西九江)。绍兴五年,在抚州死去,追赠中奉大夫。

虞集(1272~1348)元代著名学者、诗人。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元儒四家”;诗与揭傒斯、范梈、杨载齐名,人称“元诗四家”。

祖籍仁寿(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为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虞集生于湖南衡阳,正当宋末,兵戈扰攘,为避战乱,随父迁居江西崇仁二都(今石庄乡)。

虞集自幼聪颖,3岁即知读书,4岁时由母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传》及欧阳修、苏轼名家文章,听毕即能成诵。9岁时已通晓儒家经典之大旨。14岁时师从著名理学家吴澄,对儒学世界观有了进一步认识。元朝统一全国后,虞集先在江西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府中教书。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虞集至大都(今北京市),大德六年(1302),被荐入京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不久,为国子助教。他以师道自任,声誉日显,求学者甚多。仁宗即位(1312),虞集任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他上疏论学校教育问题,多有真知灼见,为仁宗所赏识。延祐六年(1319),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集贤修撰。泰定元年(1324),为国子司业,后为秘书少监。他以眼疾为由乞外任,未被允许。直到文宗及幼君宁宗相继去世,才得以告病回归崇仁。至正八年(1348)正月,病逝于家。谥“文靖”,赠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追封为仁寿郡公。

虞集学识渊博,能究极本源,研精探微。精于理学,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他认为道德教化是国家治本的大事,选用人才必须为众所敬服。主张理学应贯穿于雅俗之中。为元代中期文坛盟主,诗文俱称大家。文多宣扬儒家传统,倡导理学,歌颂元室。诗风典雅精切,格律谨严,深沉含蓄,纵横无碍。其诗歌风格于精切典雅中见沉雄老练,体裁多样,长于七古和七律,在其诗作中,有不少作品涉及抚州故土的山水风土人情。亦工词与散曲,一生所写诗词文章逾万篇,但所存只有十之二、三。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各50卷,《虞文靖公诗集》(又曰《虞伯生诗》)。

 

第三节 驰骋疆场气更雄

 

抗日战争时期,仁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奔赴疆场,请缨杀敌,二万余名仁寿籍官兵,先后在晋东、鲁南、皖南、赣、鄂、湘等战场上,歼敌数以万计,击沉击伤敌舰数百艘。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抱着“一生报国有万死”的信念,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至1940年在上海、崇阳、浙赣、咸通等地,牺牲的仁寿籍官兵就有167人。

董宋珩(1891-1954),字长安,清光绪十一年(1891)生于蒲江县寿安镇贫民家。董宋珩两岁亡父,母亲因家庭贫穷,生活无着,不得已,携子来仁寿县周龙场(今中农乡)与董明鉴结婚。按乡俗,随母出嫁的子女更姓名,乃将养父姓氏“董”字加于宋珩之上,因名董宋珩。后又从周龙场迁家到文宫场定居,因已成人,故为仁寿文宫场人。

长安自幼聪颖,眼见父母为维持家庭生活,抚育子女,起早睡晚,百般辛劳,自觉发愤读书,年仅8岁即能替人写对联,字迹端正,深获族人、亲戚、邻友的称赞,受到他们资助,进入仁寿读高小。毕业后考入成都陆军学校,后又考取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捕入狱。出狱后,即投入熊克武部队,随护国军讨袁,以战功升连长、团长到集团军副司令。

民国十二年(1923),董宋珩由团长升任旅长。次年,孙震任西北屯军司令,董宋珩随之升任第一路司令。后废路改师,董宋珩任第二十九军第一师师长。从民国十四年起,董宋珩军驻防绵(阳)江(油)一带,指挥部设中坝。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前夕,何应钦主持川康整军会议,原二十九军改编为四十一军,孙震任军长,董宋珩为副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3个军组成二十二集团军。当年九月,董奉命从绵阳率部出川抗日,经西安转赴山西前线。董宋珩部编入第二战区,在娘子关附近与八路军协同并肩作战,血战于东西回村及阳泉以东地区。当时川军武器落后,装备甚差,再加上阎锡山分散使用川军,不让发挥集中力量。但川军基于民族义愤,仍然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稳定了局势。任务完成后,调平延休整布防,阻止日军进犯。当时指挥部设洪洞,董宋珩因之得以与朱德总司令经常接触,深为朱的思想作风所感动,油然起敬,羡慕八路军军纪及官兵一致,群众拥护,作战勇敢,自愧莫及。因此常邀请朱总司令向官兵讲话,介绍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和作战技术,以提高自己部队的素质,鼓舞士气。

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十二集团军调赴徐州,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节制。邓锡侯任总司令,孙震升为集团军副司令,辖四十一、四十五两军。不久,日军南下,董宋珩部四十一军参加滕县枣庄战役,一二二师坚守滕县,官兵英勇奋战,师长王铭章殉国。二十二集团军转守韩庄阵地,继续殊死抵抗,为保卫徐州、为台儿庄会战集结兵力争取时间、战机创造了有利条件,赢得了台儿庄战斗的巨大胜利。同年五月,盘踞蚌埠的日军沿津浦线北上直趋陇海之黄口,妄图与台儿庄之敌配合,围攻徐州。二十二集团军按李宗仁部署,以师、团为单位,逐步靠向鄂北襄樊,阻其西进,董宋珩坚守指挥所,指挥部队英勇杀敌,寸土不让。日军几度猛犯,因董宋珩指挥得当,均被击退,保住了鄂北广大后方。董宋珩身上多处挂彩,部属都劝他回四川休养,他总说:“倭寇未灭,何以惜身?不败日寇,军人之耻。”仍留前线,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徐州、襄阳、樊城一带的人民先后赠送他“指挥若定”、“保家卫国”、“运筹万里”等多面锦旗。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开始,二十二集团军当时驻守第五绥靖区,孙震任主任,董宋珩为副主任,军驻河南卫辉(汲县)、丰丘一带。民国三十六年(1947),董主任回成都治病,住观音桥,常进城经王家坝辜端家,与夏正寅往来甚密,常说:“战争是痛苦,是百姓的灾难,本人决不打内战。”这年,他的侄婿从台湾驾专机迎他同去,被他拒绝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春,川西地下党人胡春甫通过夏逊父子、易野元、田一平、杨述等关系,动员董宋珩十六兵团起义。当时董宋珩虽身为十六兵团副主任,但他早已离开部队,有职无权,他深知此时若要策动兵团起义,危险大,困难多,但仍毅然接受了任务,当即以王家坝19号为联络点,秘密联络十六兵团军官曾苏元、杜庸、袁国副等策划起义,待机行事。十二月上旬,十六兵团移驻绵阳、什邡、广汉一带,董宋珩由成都去绵阳迎接兵团,首先向孙震、孙元良表示,愿回部队共渡时艰,以麻痹二孙,消除疑备。并诫告孙震说:“成都已很乱,飞机票难买”,促使孙震早日离开部队,以免妨碍起义。随后又回到曾苏元据点,分别与十六兵团的师、团长等接触,交待中共政策,指出:“战必败、走必亡,只有起义才是唯一正路。”这些师、团长多属董宋珩的老部下,愿同他一道起义。在十六兵团军事会议上,董宋珩故意力主“让开川陕公路,不与共军作战以保存势力,更不要死守成都,因十六兵团的家属多在成都,会招致伤害,应把部队放在什邡、绵竹一带相机行事”。这一主张居然被孙元良采纳。董宋珩立即暗地通知各军、师、团开赴起义地区集结,脱离孙元良的控制。孙元良到什邡,见部队已各行其道,不听指挥,而且又联系不上,引起了怀疑。

当董宋珩与曾苏元正要离开广元赴指挥所时,突然接到孙元良请吃午饭的大红帖,董、曾立即混入部队直奔马脚井指挥所,摆脱“鸿门宴”。孙元良见二人不来,即令警卫搜捕,不得,方知真实有变,大事已去,于21日仓皇逃回成都。22日,董宋珩率十六兵团在什邡起义,给中共一野南下、二野进军扫除了障碍,使川西广大民众避免一场战争灾难。

董宋珩具有儒将风度,乐善好施。在军时,经常资助青年上学,为有志之士参加革命提供方便;在家乡文宫场开设“久思堂”药铺,向贫穷人施药;还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向文宫场人民发赈济粮和无息贷款。为不忘父母及养父的恩德,在文宫场修建大本堂(董宋二宗祠)一座,春祀秋祭,以示对恩亲的缅怀纪念。

潘文华(1886—1950),号仲三,1886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文宫乡农兴村二组(棕树湾)。1896年父病死,生活及其艰难。堂叔潘秀峰见其颖悟过人,资助他再上私塾,年余弃学,投拜族兄潘书堂学习武术。1900年与二叔潘贵成一道上成都,经父友贾金华介绍到华兴街一家衣帽店当学徒。 1902年由贾金华担保,离店从戎,在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相当于混成旅,驻成都东较场)当随从,当时年仅14岁。在军训中,他在各项器械、枪术、剑术、擒拿格斗、上房越脊等方面,都名列全协前茅。能在两丈余高的城墙上跃下,然后徒手攀上,多次反复,面不改色,由此得“潘鹞子”绰号。四川开办陆军速成学堂,经四川陆军学堂总办陈宦同意,免试入学,仍兼体操助教。 1911年,在西藏江孜率领全连起义,响应辛亥革命。1913年至1916年间,袁世凯梦想称帝,蔡锷、唐继尧和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在进步党人张澜策动下,潘文华随第三师钟体道师长、李挽澜旅长响应蔡松波号召起义反袁。

1926年北伐开始,潘文华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兼重庆市市长。 在重庆市市长任职期间,倡导开办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解决居民照明用水难题,整顿街道,发展工商业,修渝简公路,支持重庆抗日运动。

1936年,“西安事变”后,潘文华在川康整军会议中晋升为刘湘部第二十三军军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潘奉命代理二十五军团总司令职,出川抗日。在四川各界人士欢送大会上,潘以“胜则生,败则死”为中心的讲话,深受爱国人士欢迎。1937年12月,潘部两个师参加了南京外围的广德保卫战役,曾将日军先头部队击退,缴获汽车20余辆,机枪十多挺,后来日军集中火力猛攻,所部144师师长郭勋祺负伤,147师 师长杨启文失踪。部队损失很大。刘湘另一将领唐式遵为了推卸责任,诬告潘文华作战观望,使他得到个撤职留任的处分。1938年1月19日,刘湘病逝,他护送刘湘的灵柩回川,从而结束了短暂的抗战史。刘湘死后,蒋介石迫不及待的委派他的亲信张群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群起反对。只好改任王缵绪为四川省代主席。任命潘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副主任以示拉拢。

这时潘文华与张秀熟、郭秉义有来往,在重庆与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多次交往。又通过所部中心秘书、地下党员甘树人与党长期保持联系。潘文华的作为,蒋介石早有不满,抗日胜利后,遭到蒋其撤消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及其子潘清洲巴山警备司令等职的打击报复,只继任五十六军军长职。1946年国共和谈,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潘文华见到了毛泽东。蒋介石派特务进行捣乱,潘派人暗中保护毛泽东。其后,潘任西南行政副长官时,潘一直未接受过蒋介石的指挥。这期间与共产党的联系更为密切。西康省电台、阆中电台与延安电台互通情报。1947年底,国防部第二次整编部队,56军被整编为56师,由他儿子潘清洲为师长,移防宜昌,但不久所部就被分割使用,他能指挥的只是警卫团而已,处于有职无权阶段。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蒋介石政权已经呈现土崩瓦解之状况,国民党败局已定,潘为求出路,派人与民革联系。9月,潘的老部下郭勋祺自武汉返回,力劝他在重庆起义,11月中旬,他到了成都会合刘文辉和邓锡侯,并和中共临工部负责人吕振修联系上,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和胡宗南30万溃兵聚集成都,空气骤然紧张。蒋介石费尽心机,拉拢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均被三人搪塞过去。蒋认定三人不肯卖命,便胁迫三人家属飞台湾当人质,并赠送飞机票。三人干脆出走成都,12月9日,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的身份起义,潘文华和邓锡侯以西南行政副长官的身份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潘文华当了将军之后,热爱家乡,不忘桑梓。1934年,文宫士绅拟培植壁山庙为校址,兴办小学。一切商妥,唯差小学基金。潘文华知道后,立即捐洋一千元,于是文巷小学于1935年秋开始招生。学校的仪器、风琴等大量设备全由他捐赠。1937年,潘文华出资在文宫场十华里许的潘家谝(马鞍山山脚)、潘家祠(现松林乡黎明村)开办两所潘氏私立小学。不分姓氏的儿童入学一律免费,潘氏子女入学还发给书籍和衣裤等,外姓困难子女入学也有照顾。1936年,潘文华慨然捐助建校基金洋一万元,购得冯子绥的十五厢熟地及园林计十四亩(现文宫中学校址),修建私立文华中学。学校建成后,又以重庆银行十万元存款折捐作私立文华中学办学基金,报省立案。文红中学于1939年秋季正式招生,潘文华亲自赠送匾额一幅,横额是“国家灵魂”,题联语“愿天下同文同轨,教诸生立己立人”。从招生之日起,仁寿县境及邻县市均有青年子弟来此求学。其成绩优异和家庭贫困的学生曾享受学费减免。为了纪念潘文华办学功德,文宫民众在文华中学校门对面修建一亭,亭中石碑大书:“潘公仲三兴学纪念亭”。

 苏世沛 仁寿籍田铺人。担任籍田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苏世沛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在巴县中学念书时,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参加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被安排回家乡开展党的工作。

1942年7月,世沛作为中共籍田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利用教书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在知识青年和农民中宣传抗日主张,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发展了丁地平、苏羽钓、石安模、苏云鉴、汤秉春等人入党。

1947年三月,接中共川康特委会负责人陈世仁(马识途)指示。苏世沛回家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他与中共籍田地区党组织的丁地平、邹玉琳等同志一起,领导当地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捐和开展“二•五减租”的斗争。7月3日至6日利用夏荒发动群众三、四千人,强行打开地主粮仓,发放粮食赈救饥民万余人,震动周围四、五个乡镇。7月21日夜,组织发动了著名的“七•二一”武装暴动,攻占区公所,缴获部分武器弹药。

1948年4月,世沛在中共成都市市委领带下,趁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台之日,联络各大学学运负责人,组织数千人高举“反饥饿、反内战、争生存”的大幅标语,高呼口号,示威游行,到省政府请愿。途中受军警阻拦,几经交涉,选出世沛等人为谈判代表到省政府谈判。王陵基断然拒绝代表们提出的要求,制造了震惊四川的“四•九”血案,苏世沛、钟俊等谈判代表和132个同学被捕,200多同学受伤,3个同学受重伤。

被捕同学,通宵达旦高唱《国际歌》、《坐牢算什么》等歌曲,迫使王陵基放了多数被捕同学。苏世沛等15名代表,被五花大绑押到了城的警备司令部特别庭审讯。“四•九”血案后,成都各大专校罢课、罢教,京、津、泸各大学也来电声援,迫使王陵基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

1949年春,苏世沛回到籍田与邹玉琳等同志一起组织农民武装“仁简支队”,迎接解放军。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仁寿,世沛由衷喜悦,带领仁简支队300余人进城,保卫仁寿城,为仁寿红色政权的诞生做出了贡献。

谢宗农仁寿县宝马乡人。伍世英生于仁寿青岗乡伍家坝。1929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和高中,在城都参加进步学生组织,多次陪同中共党员来仁寿家乡隐蔽,1935年秋,伍世英和王景任、秦川到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创办文艺刊物《榴火》,曾获鲁迅好评。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西安东北军学兵第四连任党支部书记,参加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后,调任东北军110师工委书记。1937年10月,调高密诸城地区蔡晋康部任党工委书记,后到112师工作委员会书记,在112师中,他是中共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又是一个普通的二等兵。1939年9月,日军扫荡鲁南,伍世英照顾两个14岁的小战士,不幸中敌炮牺牲,中央领导王若飞同志,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十分沉痛和惋惜。

夏正寅夏仲寅,他们是同胞兄弟,兄正寅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弟仲寅是曾任新四军军部秘书并为川西解放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共产党人,兄弟俩把苏码头建成名动一时的“红色乡村”,使之成为四川地下党开展活动的重要据点。1949年,两兄弟省临工委易野源策动潘文华、董宋珩起义,为川西迅速解放做出了贡献。

 

第四节各领风骚济世穷

 

陵州大地,英才辈出,除了上述善于治国的能臣,征战疆场的将军,救国救民的英烈,近现代还涌现了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出类拔萃的艺术家,振兴民族工业的实业家,现摘其要述之。

黄汲清,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青岗乡一个教书世家,192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所工作,先后任技正、所长等职,中央研究院院长。解放后主要从事地质矿产普查勘探指导和石油地质与大地构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历任西南地质局局长,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1928年至1929年,他先后从辽东到辽西,从西安到宝鸡,越秦岭入四川,由滇进黔,跋山涉水,步行万余里,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科学果实。1930年至1932年陆续发表了《秦岭山脉及四川地质研究》、《中国南部二迭纪珊瑚化石》等6部专著。1932年夏,黄汲清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选派到瑞士留学,先入伯尔尼大学地质系,不久转入浓霞台大学。其间对德、法、意等国进行了考察,1935年写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峰地区之地质研究》,引起瑞士地质学家瞩目。1936年黄汲清回国,被任命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率队进入赣、湘、黔、粤等地做了大面积的考察,发现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湖南资兴煤田,取得重大地质成果。1937年组织西北石油考察队,发现玉门油田。同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7次国际地质大会,并在苏联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考察。1937年12月底被任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38年2月,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15届理事会理事长。1940年夏,他辞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任《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主编。1942年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5年完成《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写作。1946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主编完成了14幅国际分幅1:100万中国地质图,接着又完成了1:300万中国地质图,综合了我国地质调查的全部成果。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1945年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个专业委员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1952年被任命为西南地质局局长,1954年6月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4年,黄汲清任地质科学院顾问,主要从事国家急需的富铜、富铁矿地质研究。1976年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79年至1993年,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1980年被授予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称号;并被瑞士联帮理工学院授予荣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1984年被授予中国地质学会荣誉理事称号。1984年3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荣获美国地质学会名誉会员称号。1986年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198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95年荣获何梁何利优秀奖。

因积劳成疾于1995年3月22日21时55分在北京病逝,终年91岁。同年3月31日在八宝山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首都各界人士千余人为这位世纪老人送行。挽联云:“一代宗师,地学泰斗,旋回构造奠基础,指导探宝献神州,丰功伟绩,后人永世不忘;油气勘查,功在千秋,运筹帷幄指方向,九州大地油气流,斯人虽去,风范长留人间。”

吴晋航名国琛,四川省仁寿县人。1909年考入四川警务学堂。1911年后任巡官、署员、科长,1916年任重庆警察厅长,次年调任丰都等县县长,与刘文辉关系密切。1927年初任四川省政府及二十四军驻汉口代表,后到南京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1934年刘文辉战败后,他弃政从商,创办和成银行,任总经理,银行分支行遍布中国南部通商要地。后在香港设分行,把业务引向国外;并投资工商业,先后任四川生丝公司、华通公司总经理,四川畜产公司、四川桐油贸易公司、民生轮船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董事,重庆银行同业公会理事长,四川省贸易局副局长等职。在政治上逐渐倾向进步,1942年周恩来与刘文辉的秘密会晤,即在其住宅进行。解放战争时,以经费资助中国民主同盟活动。解放后,任公私合营和成银行副董事长、民生轮船公司副董事长、民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吴晋航是国内外知名的爱国金融实业家。

潘昌猷(1901-1981),号文义,金融家。仁寿县人。是川军将领潘文华的二弟。1924年杨森委为成都外柬统捐分局局长。1928年任重庆市金库主任兼市奖券所所长,又与人合伙开设中孚钱庄,进入金融界。1938年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大量投资经营工商企业,前后共达125家。分别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是著名的重庆银行、重庆自来水公司、重庆电力公司、重庆钢铁厂、崇德贸易公司、解放前国内最早的三家投资银行兴业银公司的创办人,曾任中国工业联合总会的副理事长。1945年曾受过毛泽东的接见。与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孔祥熙、郭沫若、章伯均等人交往较为密切。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庆、四川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委员。1949年去香港,期间曾因周恩来邀请一度回国,1953年定居巴西。

    石鲁(1919年~1982年),原名冯亚衍,四川仁寿县人。因祖籍江西景德镇,其高祖因避税迁四川,贩药售棉成为巨商,于是居住仁寿县文公镇,成为当地第一大粮户。修建了冯家大庄园,藏书十余万册。石鲁少时,家庭文化氛围颇佳,这使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石鲁一直具有抗争精神,反抗私塾先生,反抗家庭。因崇拜清初大画家石涛和现代革命家、文学家鲁迅而改名“石鲁”。15岁考入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图画系,系统学习传统绘画,临习石涛、八大山人的山水花鸟,摹写扬州画派及吴昌硕等人的绘画作品,为后来的国画创作打下了基础,抗战爆发,投身革命行列。1944年调入陕甘宁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任创作员,他经常背着自制的画板为当地的老百姓以及老红军、小八路画素描速写。没有颜料和纸张作画,便搞木刻,解放初,被安排到陕西美协工作,先后担任西北美协副主任、《西北画报》社社长、西安美协副主席等职,与赵望云一起团结西北一批画家,为创建“长安画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文革”中受迫害,几近死亡。“文革”后重返画坛,担任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陕西美协、书协主席,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等职。为“长安画派”的再度兴旺不懈努力。其绘画犷率、硬朗,有“黑、重、怪、野”之喻。他画的山水画惊心动魄,高亢激昂。华山天险、黄河咆啸,表现得淋漓尽致。挺拔的松柏,冷峻的兰梅,用笔犀利,如刀刻刃勒,墨色酣畅,痛快沉着。

 1959年,石鲁创作了《转战陕北》,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转战陕北》的成功,关键在于他画了别人从未画过的题材,历史上有人画过北方的雄伟高山、长松巨石、飞泉流湍;也有人画南方平缓山水、草木葱茏、云兴霞蔚;因此,画南北方的山水都有现成的技法可供借鉴,但也很难突破。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画黄土高原,石鲁画了,他画得很费力气,但他成功了。画上没有一棵树,一棵草,全是黄土,但他表现得好,令人耳目一新。接着,他又画《延河饮马》和《南泥湾途中》,虽然画得很好,但比《转战陕北》逊色多了。再接着,他又创作了《东方欲晓》、《树大成荫》、《家家都在花丛中》等。由于石鲁天才颖悟,又有文学修养,他善于发现、捕捉美,也善于作艺术的处理,画出来皆不同凡响,令人一览难忘。

 石鲁是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他早年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进入创作期以后,艺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0年代和50年代,以比较写实的通俗人物故事画宣传社会革命,代表作有木刻版画《打倒封建》和彩墨画《长城内外》。第二阶段60年代,一方面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结合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以《南泥湾途中》等一批新山水画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第三阶段70年代,他以花鸟大写意为主,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的诗、书、画、印,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

    著名文艺批评家王朝闻评价说:“对石鲁既短促又悠长的一生的理解,仍然认为他对艺术以至人生的意义,是持永不止息的探索态度的。”

冯建吴(1910—1989),四川仁寿人;字大虞,别字游,书画家;擅国画、书法、篆刻;冯建吴先生是20世纪川渝地区中国画的奠基者、传播人,是百年来川渝地区少有的艺术大师;师从王一亭、王个簃、潘天寿、诸乐三等名师;1932年在成都创办东方美术专科学校;1956年在四川美术学院担任山水、书法、篆刻、诗词教学,一生桃李满天下;生前曾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重庆国画院副院长、成都画院顾问、四川省政协常委等;1982年举办个人书画展览,有《冯建吴画集》、《山水技法基础》行世。

冯建吴1910年生于四川省仁县松林湾一书香世家,幼时随族叔学诗文,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少年就读于四川美专。三年后乘舟东下,到上海考入由吴昌硕后人创办的昌明艺专。在昌明艺专他师秉王一亭、潘天寿、诸乐三等诸家称为吴门再传弟子。他与友人在成都创办东方美专,曾聘黄宾虹先生入川讲学。小他十岁的胞弟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冯雅珩)受它影响,就读该校,走上了学画之路,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他的命运和画艺总和石鲁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冯建吴,石鲁不可能成为画家,而没有石鲁,冯建吴也许将在传统中终其一生。

抗战时期,冯建吴在办学期间曾以买画办学,浪迹巴蜀。有诗所云:“蹄迹纷纷四寨途,万人海里寂藏驱。绸僇怀单酣哀乐,摩荡江山润画图。却辅金魂尊几榻,风摇尘梦舞氍毹。侵胸冷暖多伤体,一舸闲思泛五湖”表现了他当时的行迹与心迹。解放前的时光,除在家习诗学文外,是“学画十年,买画十年”他用20年时光学习传统,探寻艺术真谛。他上朔殷商,下至明清,学习研究马远、夏圭、李思训、王维、董源、巨然的技法特点,在诗书画印的长河里探源索流。

建国后,他即成为成都美协会员,有作品《青山魂》《奔腾》参加成都第一届美展,1954年他的工笔画《蔬菜丰收》参加全国第一届美展。此画后来为外文秀收购送日本展出。

他的艺术发展,每时每刻都在“逆水行舟”之中,他在进入传统之后,并没有固守传统的城池,而是努力寻求新的突破。他在1963年举办了“冯建吴书画展”,在四川、成都、西安、福州等地巡展反映俱佳,名噪画坛。他终于冲破一家一派之藩篱,以写生为依据,自拓堂庑,个人风格初见端倪。

1989年2月去世的前十年里,他忍受了“后我生,先我死,哀哉季子”失去胞弟石鲁的悲痛。全身心的融进了他的艺术之中,多次应邀赴北京作画,曾为联合国大厅创作了宽四米、高两米的巨幅山水画,《峨眉天下秀》、为钓鱼台国宾馆、国务院、中国国画院等作画百余幅。他的画还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礼品,赠送给外国朋友,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四川省博物馆、江苏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等都有他的作品收藏。诗书画印得心应手,运用自如“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他的创作灵感泉涌,为当代中国画坛留下了一大批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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