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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抗日名将董宋珩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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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宋珩(1891-1954),字长安,清光绪十一年(1891)生于蒲江县寿安镇贫民家。父亲宋正义(兴),为糕点铺佣工。董宋珩两岁亡夫,母亲因家庭贫穷,生活无着,不得已,携子来仁寿县周龙场(今中农乡)与董明鉴结婚。按乡俗,随母出嫁的子女更姓名,乃将养父姓氏“董”字加于宋珩之上,因名董宋珩。后又从周龙场迁家到文宫场定居,因已成人,故为仁寿文宫场人。

       养父家亦贫穷,是一个操习风水地理的走方郎中,常年奔走于外,为人测看阴、阳宅地以养家糊口,长安自幼聪颖,眼见父母为维持家庭生活,抚育子女,起早睡晚,百般辛劳,又常听到母亲谆谆教诲:“要努力读书,长大才能扬名声显父母。”因而很早就自觉发愤读书,年仅8岁即能替人写对联,字迹端正,深获族人、亲戚、邻友的称赞与同情,且受到他们资助,进入仁寿读高小。毕业后考入成都陆军学校,后又考取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捕入狱。出狱后,即投入熊克武部队,随护国军讨袁,以战功升连长、团长到集团军副司令。

       民国十二年(1923),董宋珩由团长升任旅长。次年,孙震任西北屯军司令,董宋珩随之升任第一路司令。后废路改师,董宋珩任第二十九军第一师师长。从民国十四年起,董宋珩军驻防绵(阳)江(油)一带,指挥部设中坝。时江油一带匪风猖獗,社会秩序混乱,虽也曾清剿,但彼没此出,未尝清净。尤其是盘踞在中坝、绵阳交界的紫、柏两山的小股土匪,四处骚扰抢劫。董宋珩认为这些匪徒竟敢在他防区内作案,实在亵渎了他的军威。这年冬天,下令清剿,深入两山围剿搜捕,3个月后,大部皆歼,少许幸免者逃逸。于是中(坝)、绵(阳)一道畅通无阻,彰明县的老百姓特为董宋珩建立功德碑,碑文曰:“县西鄙紫柏二山,素称匪薮,为中绵之患,而吾彰受害尤烈,自民国十四年董长安卫戍斯土,亲率劲旅,一鼓荡平,裨十年积寇,歼灭无遗,所属人民得庆安居,皆公赐也……”

       中坝早为涪江上游货物集散地,是川西北重要商埠,自经清剿后,商业日渐繁荣,税收兴旺,军费亦充足。董宋珩随即着手整顿市容,改造街房,强制商民将原来的旧式铺面拆去,改建为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新式街房,并下令设市政局委任王兆祥为局长,又派旅部副官陈永法负责改建街道,市容为之“焕然一新”,为当时川西一带的第一大重镇。

       绵阳到中坝原只有石板老路,交通不便,董宋珩自己亦不能乘坐小福特车,故于民国十六年下令征集民工建筑公路,9月开工,次年完成。通车之后,交通运输立即发生巨大变化,扩大了物资交流,推动了中坝商业进一步发展。在此期间,四川省主席刘文辉通令拍卖官、公、会、庙产业,供建设需要。董宋珩驻区内观雾、窦团二山的庙产在他的保护下并未动卖。两庙僧众万分感激,称颂他为“董太师”。董宋珩在每年夏天也常到窦团山避暑,还在山上修了一座楼房,取名“春台”。又叫秘书尹庄伯在三块巨石上各书“别”、“有”、“天”一字,另一块落款署名:“董长安民国庚午年立”,然后把它嵌上山的悬崖,为山添一景观,至今犹存。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前夕,何应钦主持川康整军会议,原二十九军改编为四十一军,孙震任军长,董宋珩为副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3个军组成二十二集团军。当年九月,董奉命从绵阳率部出川抗日,经西安转赴山西前线。董宋珩部编入第二战区,在娘子关附近与八路军协同并肩作战,血战于东西回村及阳泉以东地区。当时川军武器落后,装备甚差,再加上阎锡山分散使用川军,不让发挥集中力量。但川军基于民族义愤,仍然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稳定了局势。人物完成后,调平延休整布防,阻止日军进犯。当时指挥部设洪洞,董宋珩因之得以与朱德总司令经常接触,深为朱的思想作风所感动,油然起敬,羡慕八路军军纪及官兵一致,群众拥护,作战勇敢,自愧莫及。因此常邀请朱总司令向官兵讲话,介绍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和作战技术,以提高自己部队的素质,鼓舞士气。

       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十二集团军调赴徐州,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节制。邓锡侯任总司令,孙震升为集团军副司令,辖四十一、四十五两军。不久,日军南下,董宋珩部四十一军参加滕县枣庄战役,一二二师坚守滕县,官兵英勇奋战,师长王铭章殉国。二十二集团军转守韩庄阵地,继续殊死抵抗,为保卫徐州、为台儿庄会战集结兵力争取时间、战机创造了有利条件,赢得了台儿庄战斗的巨大胜利。同年五月,盘踞蚌埠的日军沿津浦线北上直趋陇海之黄口,妄图与台儿庄之敌配合,围攻徐州。二十二集团军按李宗仁部署,以师、团为单位,逐步靠向鄂北襄樊,阻其西进,董宋珩坚守指挥所,指挥部队英勇杀敌,寸土不让。日军几度猛犯,因董宋珩指挥得当,均被击退,保住了鄂北广大后方。董宋珩身上多处挂彩,部属都劝他回四川休养,他总说:“倭寇未灭,何以惜身?不败日寇,军人之耻。”仍留前线,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徐州、襄阳、樊城一带的人民先后赠送他“指挥若定”、“保家卫国”、“运筹万里”等多面锦旗。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开始,二十二集团军当时驻守第五绥靖区,孙震任主任,董宋珩为副主任,军驻河南卫辉(汲县)、丰丘一带。民国三十六年(1947),董主任回成都治病,住观音桥,常进城经王家坝辜端家,与夏正寅往来甚密,常说:“战争是痛苦,是百姓的灾难,本人决不打内战。”这年,他的侄婿从台湾驾专机迎他同去,被他拒绝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春,川西地下党人胡春甫通过夏逊父子、易野元、田一平、杨述等关系,动员董宋珩十六兵团起义。当时董宋珩虽身为十六兵团副主任,但他早已离开部队,有职无权,他深知此时若要策动兵团起义,危险大,困难多,但仍毅然接受了人物,当即以王家坝19号为联络点,秘密联络十六兵团军官曾苏元、杜庸、袁国副等策划起义,待机行事。十二月上旬,十六兵团移驻绵阳、什邡、广汉一带,董宋珩由成都去绵阳迎接兵团,首先向孙震、孙元良表示,愿回部队共渡时艰,以麻痹二孙,消除疑备。并诫告孙震说:“成都已很乱,飞机票难买”,促使孙震早日离开部队,以免妨碍起义。随后又回到曾苏元据点,分别与十六兵团的师、团长等接触,交待中共政策,指出:“战必败、走必亡,只有起义才是唯一正路。”这些师、团长多属董宋珩的老部下,愿同他一道起义。当时十六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广汉截断川陕公路,阻止共军南下,再回成都死守,以掩护胡宗南进驻西康。在十六兵团军事会议上,董宋珩故意力主“让开川陕公路,不与共军作战以保存势力,更不要死守成都,因十六兵团的家属多在成都,会招致伤害,应把部队放在什邡、绵竹一带相机行事”。这一主张居然被孙元良采纳。董宋珩立即暗地通知各军、师、团开赴起义地区集结,脱离孙元良的控制。孙元良到什邡,见部队已各行其道,不听指挥,而且又联系不上,引起了怀疑。

       当董宋珩与曾苏元正要离开广元赴指挥所时,突然接到孙元良请吃午饭的大红帖,董、曾立即混入部队直奔马脚井指挥所,摆脱“鸿门宴”。孙元良见二人不来,即令警卫搜捕,不得,方知真实有变,大事已去,于21日仓皇逃回成都。22日,董宋珩率十六兵团在什邡起义,给中共一野南下、二野进军扫除了障碍,使川西广大民众避免一场战争灾难。

       董宋珩具有儒将风度,乐善好施。在军时,经常资助青年上学,为有志之士参加革命提供方便;在家乡文宫场开设“久思堂”药铺,向贫穷人施药;还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向文宫场人民发赈济粮和无息贷款。为不忘父母及养父的恩德,在文宫场修建大本堂(董宋二宗祠)一座,春祀秋祭,以示对恩亲的缅怀纪念。(姚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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